“…Dunkley [14] 受到 Conradson 关系疗愈景观概念的影 响, 一反以往研究将制度性空间视作消极的控制场 所的态度, 提出疗愈任务景观(therapeutic taskscape) 的概念。 疗愈任务景观的提出同时受到了 Foucault [91] 的权力观念和 Ingold [92][93] 的任务景观概念的影响。 Dunkley [14] 认为, 既然疗愈体验是高度个性化的意义 生产, 那么疗愈景观本身未必是理想的或浪漫的。 受到任务景观概念的影响, Dunkley [14] 状态和福祉的追求 [17,41] 会、 文化、 政治和自身挑战的应对 [14,61] 。这为健康地 理学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与人类学、 社会学、 政治 学、 公共卫生、 城市规划等学科开展对话, 并拓展了 健康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的社会干预维度与社会影 响力。在疗愈景观研究的广泛社会影响下, 健康促 进不再是医疗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的行动目标, 也 是社会工作者、 城市规划师与商业服务机构逐渐关 注的热点, 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"健康入万策" 方针不谋而合 [96] 。 但是, 目前疗愈景观研究框架对疗愈性的定义 仍然是高异质性和相对松散的, 缺乏系统而严肃的 疗愈机制的界定。以疗愈组合框架为例, 接触不同 的社会、 物质、 情感组合可以改善不同个体在不同 时期的健康状态 [5,11] 。然而, 这些组合究竟以何种机 制改善了个体的健康?可能是为个体提供了一种 转移注意力, 全神贯注于当下美好事物的 "心流" 状 态的机会 [77] , 也可能为个体获得更为有效的治疗提 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[73] 。这些疗愈性的提供是暂时 的还是可持续的, 这些疗愈效果的有限性是什么? 现有研究尚无法提供答案。这无形中削弱了疗愈 景观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参考性。因此, 未来 研究应当注重对疗愈景观疗愈机制的系统性探讨, 进一步厘清地理环境产生疗愈作用的限制条件、 发 生机制和时间延展性。 其次, 疗愈景观研究与质性研究方法具有天然 契合性, 充分发挥了 "深描" 的重要作用 [97] , 在经典 质性研究方法访谈、 观察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了多种方法创新。例如, Doughty [83] 在研究中结合 GPS 设备进行了移动访谈, 探索了疗愈景观的具身 性和移动性的生产; Zhou 等 [19,21] 和 Bailly 等 [95] 分别使 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和照片启发法探索医疗空间 的多重媒介如何塑造了医患关系和患者的依从性。 但是, 目前疗愈景观普遍使用的质性研究也带 来了结论基于小样本数据, 因而具有较大主观性、 难以推广运用的问题。对此, 一些研究者借助了认 知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对疗愈效果进 行定量测量, 促进了疗愈景观研究与实证主义范式 主导的学科进行更广泛的对话 [55,98] 。另一个可能的 方向是对现有研究进行荟萃分析。Taheri 等 [23] 者、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[18,74,99] 。一些研究甚至注意到 不同群体在同一空间中的疗愈体验之间存在的博 弈与潜在共赢 [22,94] 。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健 康公正。但是, 仍然存在一些弱势人群, 如儿童、 青 少年、 学生和上班族较少被关注 [23] 有疗愈属性的非凡之地 [17,20,27] , 结合中国不同区域的 气候特色与基础设施讨论老年人的候鸟迁移行为 的疗愈移动性 [86,88] , 结合中国的传统孝道观念和特 有的 "广场舞" 现象讨论老年人在疗愈公共空间 和疗愈商业空间中的主观能动性 [22,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