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
DOI: 10.18306/dlkxjz.2016.09.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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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通讯技术对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影响路径——以南京市锁金社区为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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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第 2 期 王锦 等: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 径 [3,14] 。根据已有研究, 社区的活动中心、 健身场地、 步行道等户外活动空间是社区内各类活动发生的 主要场所, 有助于增加邻里熟悉和邻里信任 [12] ; 高 质量的社区商业设施(如商店、 咖啡店、 餐馆等)是邻 里互动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, 有助于增进社区凝 聚力, 提高社区生活品质 [15][16] ; 社区绿地能够减少环 境风险, 吸引居民到户外开展休闲性体力活动, 为 邻里互动和邻里交往创造契机 [17][18][19] , 充足且布局合 理的绿色空间还有助于提升居民的邻里交往意愿 和满意度 [20] 。在主观感知环境方面, 感知的绿色空 间和环境污染暴露 [21] 、 社区安全性与美观性评价 [22][23] 等对邻里交往具有显著影响, 例如对北京的研究发 现, 感知的严重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会显著减少邻 里间交流的频率, 对邻里交往产生负面效应 [24] 。 此外, 也有研究揭示了社区区位与邻里交往之 间的关系, 发现郊区居民的邻里交往和社区社会资 本水平较低, 与邻居共同开展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 中心城区 [25][26] 。一方面, 在郊区化的进程中, 大量住 宅在郊区涌现, 而郊区社区生活设施配套不充分、 社会文化活动相对缺乏、 社区活力不足等问题不断 显现 [27] 。另一方面, 居住与就业区位的空间错位导 致了职住分离, 更长的通勤时间制约了居民参与体 育锻炼、 休闲活动的频率, 并进一步对邻里交往产 生负面影响 [28][29] 。 尽管已有研究为促进邻里交往的社区空间优 化提供了实证依据, 然而在城市大面积更新、 郊区 快速发展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, 居民的邻里交往特征和社会交往模式都发生了显 著变化。一方面, 在城市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中, 社 区内的人群异质性增强, 邻里信任水平下降 [22] , 居民 日常活动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降低, 社会网络的范 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 [6,13] 。例如, 冯健等 [11,30] 对苏州老城区和北京郊区社区邻里关系的研究指 出, 城市更新破坏了老城区的本地社会网络, 导致 邻里关系淡化, 而新城社区存在邻里熟识度低、 互 助少的现象, 老城与新城居民的社会交往与联系都 主要来自于社区之外。另一方面, 由于交通和通信 技术的发展 [31] , 城市居民的移动性不断增强, 社交 活动地点在空间上日趋分散 [27] , 基于社区的本地社 会网络和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广泛的社会 联系所取代 [6] 。例如, 李志刚等 [5] [32][33] 。例如, 张玉 昆等 [33] 将电话交流、 面对面活动等各层次的交往人 数分为 50 人以上、 20~49 人等共 6 个等级, 来反映社 会交往的规模。在交往对象方面, 已有研究通常测 度受访者与日常接触的不同类型社会成员之间的 关系水平。例如, 李志刚等 [5] 依据受访者与不同对 象的关系紧密程度划分出亲属关系、 好友关系、 同 事关系等类型, 并进一步总结为基于亲缘、 地缘、 业 缘的社会交往。近年来也有研究将社会交往活动 的特征结合进来, 对社会交往模式进行综合考虑。 例如, 梅赫塔 [34] 通过社会交往活动的时长和形式, 将社会交往分为被动型、 短暂型和持续型; 谭少华 等 [35] 综合考虑交往目的、 交往活动类型以及交往对 象, 将社会交往分为个体交往、 亲友邻里交往与志 同道合交往。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[32][33] 键解释变量。首先, 社区物质环境随区位变化 [36] , 对居民活...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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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第 2 期 王锦 等: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 径 [3,14] 。根据已有研究, 社区的活动中心、 健身场地、 步行道等户外活动空间是社区内各类活动发生的 主要场所, 有助于增加邻里熟悉和邻里信任 [12] ; 高 质量的社区商业设施(如商店、 咖啡店、 餐馆等)是邻 里互动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, 有助于增进社区凝 聚力, 提高社区生活品质 [15][16] ; 社区绿地能够减少环 境风险, 吸引居民到户外开展休闲性体力活动, 为 邻里互动和邻里交往创造契机 [17][18][19] , 充足且布局合 理的绿色空间还有助于提升居民的邻里交往意愿 和满意度 [20] 。在主观感知环境方面, 感知的绿色空 间和环境污染暴露 [21] 、 社区安全性与美观性评价 [22][23] 等对邻里交往具有显著影响, 例如对北京的研究发 现, 感知的严重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会显著减少邻 里间交流的频率, 对邻里交往产生负面效应 [24] 。 此外, 也有研究揭示了社区区位与邻里交往之 间的关系, 发现郊区居民的邻里交往和社区社会资 本水平较低, 与邻居共同开展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 中心城区 [25][26] 。一方面, 在郊区化的进程中, 大量住 宅在郊区涌现, 而郊区社区生活设施配套不充分、 社会文化活动相对缺乏、 社区活力不足等问题不断 显现 [27] 。另一方面, 居住与就业区位的空间错位导 致了职住分离, 更长的通勤时间制约了居民参与体 育锻炼、 休闲活动的频率, 并进一步对邻里交往产 生负面影响 [28][29] 。 尽管已有研究为促进邻里交往的社区空间优 化提供了实证依据, 然而在城市大面积更新、 郊区 快速发展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, 居民的邻里交往特征和社会交往模式都发生了显 著变化。一方面, 在城市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中, 社 区内的人群异质性增强, 邻里信任水平下降 [22] , 居民 日常活动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降低, 社会网络的范 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 [6,13] 。例如, 冯健等 [11,30] 对苏州老城区和北京郊区社区邻里关系的研究指 出, 城市更新破坏了老城区的本地社会网络, 导致 邻里关系淡化, 而新城社区存在邻里熟识度低、 互 助少的现象, 老城与新城居民的社会交往与联系都 主要来自于社区之外。另一方面, 由于交通和通信 技术的发展 [31] , 城市居民的移动性不断增强, 社交 活动地点在空间上日趋分散 [27] , 基于社区的本地社 会网络和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广泛的社会 联系所取代 [6] 。例如, 李志刚等 [5] [32][33] 。例如, 张玉 昆等 [33] 将电话交流、 面对面活动等各层次的交往人 数分为 50 人以上、 20~49 人等共 6 个等级, 来反映社 会交往的规模。在交往对象方面, 已有研究通常测 度受访者与日常接触的不同类型社会成员之间的 关系水平。例如, 李志刚等 [5] 依据受访者与不同对 象的关系紧密程度划分出亲属关系、 好友关系、 同 事关系等类型, 并进一步总结为基于亲缘、 地缘、 业 缘的社会交往。近年来也有研究将社会交往活动 的特征结合进来, 对社会交往模式进行综合考虑。 例如, 梅赫塔 [34] 通过社会交往活动的时长和形式, 将社会交往分为被动型、 短暂型和持续型; 谭少华 等 [35] 综合考虑交往目的、 交往活动类型以及交往对 象, 将社会交往分为个体交往、 亲友邻里交往与志 同道合交往。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[32][33] 键解释变量。首先, 社区物质环境随区位变化 [36] , 对居民活...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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