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户农地转出意愿与转出行为的差异分析

Research review of land capitalization in China

“…(3)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。加快推动土地 要素市场化改革以进一步改善土地配置效率已成共 识， 重点是实现城乡土地的平权化， 赋予农村集体土 地更大权益， 以建立城乡互动、 公平和竞争的土地市 场， 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对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的双 垄断格局和土地资本收益分配不公的局面 [18] 。 题 [38] ； ②有利于促进农民财产性增收， 改善农户福利 水平 [39,40] ； ③有利于吸纳工商资本， 促进农业经营模 式创新和效率改进 [41] ； ④农村土地资本化也是乡村 经济空间重构的核心环节和重要驱动力 [42] [38] 。其次， 价值显化程度端赖于土 地产权的完整性与权属界线的清晰度 [3] ， 而中国农 村土地产权固有主体虚置、 排他性弱、 转让性差、 非 继承性等缺陷 [43] 。再者， 农村土地市场发育迟缓， 且 中介服务不完善， 交易成本较高， 土地金融配套制 度也不健全 [2] 。最后， 在土地价值评估、 交易自动 化、 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技术障碍尚待解决， 社保、 户 籍等关联制度也支撑不足 [38] 。 破解障碍亟需制度供给。资本化的奥秘在于 建立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产权机制， 因此， 首先需 要厘清权力边界， 建立农村现代土地产权制度 [39,44] 。 其次， 逐步放开对农村土地的制度性限制是必要 的， 应允许更多的农村土地纳入市场化配置范围。 当然， 这一过程并不排斥政府作用， 有效的政府介 入是市场机制加快形成的保障 [2] 。此外， 土地资本 化经营是一项复杂的金融系统工程， 农村金融的配 合至关重要， 亟需土地价值评定， 股权设计、 发行与 转让， 资本收益分配， 投资风险规避与转移等方面 的金融创新 [2,43] 。综合而言， 改革共识基本凝聚， 即 推进以制度建设、 产权界定和流通市场为基础的市 场化改革。在此目标引领下， 各地开展了大量实践 探索。 4.2 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实践探索与问题 在农地领域， 各地积极创新 "放活农地经营权" 的方式， 探索出了包括农地出租、 转包、 抵押、 入股、 信托和农地证券化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农地资本化 路径 [45] 。在集体建设用地领域， 广东南海等地农 村自主土地资本化模式颇具代表性， 其实践有力 推进了本地工业化， 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 增收 [46] 。关于宅基地， 从重庆 "地票" 到嘉兴 "两分 两换" 和广东 "拆旧复垦" ， 从苏州 "三置换" 到天津 "宅基地换房" [47,48] ，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围绕着有偿 退出、 有偿使用、 减量化、 指标交易、 流转等内容展 开， 出现了政府主导、 市场主导和自主治理不同模 式的分化 [49] 。 实践探索积累了经验， 但也暴露了问题。首要 风险当属对农地过度资本化与粮食安全的担忧。 农地过度资本化在经济上的直观表现是土地租金 (土地成本) 大幅超过了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合理 的地租水平 [50] ， 增加了耕地 "非粮化" 风险 [51,52] 。调查 数据反映， 中国农地资本化推动了地租水平迅速上 涨， 农业生产土地成本超过了美国、 欧盟和巴西等， 经营风险加大、 利润空间减小， 正威胁粮食安全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 [53] 。一些国外经验提供了前车之 鉴： 与媒体大规模的 "炒作" 相反， 许多农业项目由 于缺乏盈利能力而失败 [54] ， 这显然是与通过土地资 本化助力农业生产的初衷背道而驰， 也促使人们认 识到农地资本化面临生产性前提约束， 粮食安全是 首要考虑的目标 [55] 。 在集体建设用地领域， 一些先期探索也反映其 负面问题不可忽视。①公平性问题。无论对于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还是宅基地， 资本化改革都会深 刻再造收益分配利益格局， 经济区位的优劣很容易 造成资本收益鸿沟， 从而造成地区之间新的不平 衡 [56] 。②风险不可控。资本逐利逻辑和地方政府政 绩逻辑合流， 可能形成一股激进的 "运动式" 资本化 改革， 农民利益易受侵害， 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和政治风险 [57] 。③反向激励问题。资本化固然有利 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、 促进农民财产性增收， 但对 财富的追求可能反向激励违法。已有经验证据就 表明宅基地资本价值提高增加了农户违规扩大占 地的激励， 导致宅基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张， 对耕地 保护和生态保护都构成威胁 [58] 。…”

The influence path of farmers’ homestead withdrawal behavior in poor areas:From the family life cycle perspective

“…中国贫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较差， 地理位置较 为偏远， 交通、 信息等条件相对落后 [1] ， 农户收入水 平较低， 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选择常年外出务工， 导 致 "人走房空" 现象严重 [2] ， 宅基地闲置率高 [3] ， 加之 贫困地区宅基地呈现分散、 不规则状态分布的特 点， 使得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 [4] ， 社会公共服务 设施供给不便， 农户居住环境难以改善。从提高农 村宅基地利用效率和改善农村留守人口的生活品 质看， 大力推进贫困地区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是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[5] [6] ， 不符合农民家庭切实需求 [7] [8] ， 因此，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讨贫困地区农 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[9] 。 纵观现有文献， 学者们围绕宅基地退出意愿和 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了诸多研究， 并得出了一 些结论。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农 户特征 (如农户户主年龄、 受教育程度 [10] 以及对宅基 地退出的价值感知 [11] 等) 、 家庭特征 (如家庭人口、 家 庭收入水平、 宅基地的住房层数 [12] 、 老龄化负担和子 女抚养负担 [13] 、 人力资本投入 [14] 、 家庭抗险能力 [15] 等) 和外部环境特征 (如户籍改革力度 [16] ， 宅基地是 否确权 [17] 等) 。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因素主 要包括表征农户离农程度的因素 (如农户非农化程 度、 是否有农地流出 [18] 等) 和表征农户家庭城市融入 的因素 (如家庭的风险预期 [19] 、 社会网络 [20] 以及是否 有城镇住房等 [21] ) 。此外， 还有少数学者研究了农户 宅基地退出意愿和行为的悖离 [22][23][24] [25] 于 1903 年提出。之后， 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研究内 容， 学者们建立和完善了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[26,27] ， 考 虑到国情和文化的差异， 国外学者 Paul [28] 在 1947 年 按照结婚、 子女出生、 子女离家、 夫妻之一死亡和夫 妻双亡等 7 个重要事件， 划分出形成、 扩展、 稳定、 收 缩、 空巢与解体 6 个阶段； 国内学者林善浪等 [29] 在此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5 个阶段， 即年轻夫妇家庭、 成 长中的核心家庭、 成熟的核心家庭、 扩大家庭、 空巢 夫妇家庭； 汪为等 [9] [32][33][34][35] 。 近年来， 该理论在农村居民点整理 [36] 、 土地流转 [37] 和 农地整治 [38] 等方面也得到了应用， 证明了其具有良 好的解释力和适用性。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由其 意愿决定。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个体态度、 外界 政策干预、 个人对政策认知以及预期风险控制能力 等因素的影响。可见， 计划行为理论也适用于农户 宅基地退出行为研究。计划行为理论起源于 Fishbein [39] 提出的多属性态度理论。其观点为， 行为态 度决定行为意向， 预期的行为结果及其评估反过来 又会影响行为态度。在此基础上， Fishbein 等 [40] 进一 步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。Ajzen 等 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