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业产权、市场环境对农户不同生产环节林业投入的影响——来自集体林改试点省福建林农的调查

The effects of farming households’ non-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specialized service purchase on farmland use efficiency

“…会降低， 进而产生懈怠效应 [17] ， 甚至可能转变常态的 资源配置决策， 缩小经营规模， 减少农业生产要素 投入 [18] ， 选择粗放经营管理， 降低耕地利用效率。 [19] ， 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 风险，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、 农业生产成本 [20] [22] ， 这 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， 尤其是大田作物生产过程耕 地、 收割等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劳动力需求， 弥补了 非农就业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和劳动投入约束， 有助 于效率改善 [23]…”

A review on the collective forestland tenure reform and changes in forest resources

“…， 且学界在农户造林管护与森林采伐等方面的研究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该观点 [5][6][7] 。 然而， 多数研究表明政府推动的重点工程造林 项目才是集体林在内的中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的 主要原因 [8,9] 。与此同时， 有学者证实新林改未能激 励农户进行造林管护， 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偏低， 林 业粗放经营十分明显 [3,10] [11] 。中国森林采伐限额检查数据也显示， 2008 年后集体林区抽查的采伐小班中， 最高年度有 23.20%的小班存在超证采伐， 无证采伐最高达采伐 总量的 28.30% [12] 。因此， 将集体森林资源增加主要 归因于新林改的观点值得商榷 [13] [17,18] ， 降低林地投资 在未来实现其价值的概率 [6,20] ， 结果是农户倾向于缩 短砍伐周期、 扩大砍伐规模和减少造林管护 [18,20] 。 也有学者考虑了林业的相对收入， 即林业收入与农 业收入之比， 通过构建包含产权因子的林业收入最 大化模型与农业收入最大化模型， 发现林地产权不 稳定会造成林业收入下降速度快于农业 [20,21] 。此 时， 毁林开荒， 将生产要素投入农业领域即成为农 户的理性决策 [22,23] [24] ， 即完整且安全的集体林产权具有较高的抵 押价值， 以其抵押所获得的资金会刺激森林经营者 进行土地投资 [25] ， 但在农业投资回报率高于林业的 客观条件下， 森林经营者会减少营林投资， 甚至毁 林开荒 [24] ， 森林资源因而遭受破坏。有学者结合 von Thünen 模型从产权不稳定角度进一步证实上述 理论机制的合理性 [26] [21] 、 "政治不稳定事件发生频率" 等指标 [22,28] ， 但以 上指标表征的是国家所有领域产权保护情况， 存在 制度测度偏误问题。有学者进一步聚焦于土地产 权， 以 "土地冲突导致的犯罪数量、 土地征用数量及 土地征用面积的加权和" 代替林地产权稳定性程 度 [23] 。省级层面的研究， 多利用 "某地区是否实施新 林改" ， 或 "新林改后承包到户山林占整个山林面积 的比重" 测度新集体林产权安全与完备程度 [3,29,30] 。 就农户层面而言， 学界多以农户对林权感知状 况、 新林改实施结果， 抑或集体林产权制度本身等 角度测度林权大小 [31][32][33] ， 分别形成感知产权、 事实产 权与法律产权等三个维度的林权测度方法。具体 而言， 就感知产权维度， 多数学者利用农户对改革 的主观认知来表征新林改后农户拥有的集体林产 权大小。如 "农户对新林改的满意程度" [34] 、 "农户认 [31,35] 等指标。然而， 有研究表明主观测度方法易 引起响应误差 [36] 。因此， 基于事实产权， 有学者以 "是否发放林权证" "发证面积比重" 等新林改实施 结果对集体林产权进行测度 [35,37] ， 但该测度方法主 要反映主体改革 ② 情况。基于此， 有学者从法律产 权入手， 系统梳理各县级新林改政策， 在对各林权 制度进行打分赋值的基础上， 设定林权之间权重， 计算出集体林产权安全指数…”